或许是当过十年的中学教员，写作上也还薄有声名，朋友们中常有人领着孩子来家里，让我给些切实的指点。

我呢，当着孩子的面也不能像惯常那样，把自己说得凄凄惶惶的一无是处，不是怕伤了朋友的面子，是怕给孩子一个错觉：学习好了最终不过是个韩伯伯这样的穷文人，学习差点当个韩伯伯这样的三流作家不也很 好吗？因此之故，弄得我左右为难，平日伶牙俐齿的风采一点也没有了。说自己当年学习很好吧，孩子会想，学习那么好怎会落魄至此？说自己学习不好吧，孩子会想，那你还要这样恬不知耻地教导我？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谈话中总要问一下，这孩子的数学成绩怎样，若回答说数学还好，我会放心不少，若回答说是数学不好才想考文科，那我就得慎重对待，末了总要意意思思地说，数学还是要学好的。

不久前的一天，一对夫妇领着他们上高三的孩子来了，我又是这样东拉西扯地应付了一番。那夫妇跟我是老朋友了，谈过话之后，孩子有事先走了，他们夫妇留下继续聊天。那妻子问我，韩老师，你怎么这样重视数学呢，孩子将来学文科，与数学关系不大呀。

因为是熟人，也就无所顾忌，对他们说了我的真心话。我说，与升学关系不大，与人生的关系可就大了。

听出话里有音，朋友说，能不能给他们细细说说。

我说，中学时我的数学也是相当好的，不是数一数二的那种好，是了然于心的那种好。后来就是靠着这点数学知识，算出我是当年中国社会上最富裕的人群里的一个，又靠着这点自豪，让我度过了人生最艰窘的时期。

真的吗？快说说！

我是1965年上了大学的，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吕梁山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最初领的是实习工资，转正后每月50元。住的是庙院，吃的是窝窝头，这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对前途的瞻望，这样下去，何日是个了呢？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同事们都回家了，空荡荡的庙院里，就我一个活人（神仙该算死人），由不得就想，在中国社会里我算个什么境况。政治上不能提了，经济上呢？算来算去，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我那个年龄段里，我是中国最富裕的人群中的一个。

我是这样算的。从起始工资上说，大学生是最高的。工资的高低是相对的，若基数一样，其高低的显现，与工龄成正比而与年龄成反比，可以很方便地列出一个公式。而那些年，根本就没有涨工资这一说，这样，就只与年龄有关了。比如一个50岁的人月薪50元，就不及一个25岁的人同样月薪高。再看我的年龄，按农历说吧，是丙戌年（相当于公历1946年）。那时的小学是八虚岁上学，于是到了1953年秋天就上了小学，一级也没留，1965年上了大学，1970年毕业，即所谓的老五届大学生中的最后一届。也就是说，我是当时中国社会较为富裕的人群中的一个，且属于这五届大学生中最年轻的一批。

怎么能说是最富裕的人群中的一个呢？

这就要说到我的出生日期了。我是农历腊月十二出生的，离年底（腊月三十）只有十八天。不算提前上了学的，也不算中途跳了级的，这批大学生中，只有这十八天之内出生的，才可说比我年轻。我们那一届，我记得全国招收的学生是5万，以365天除之，每天出生人数是110人，18天是1980人。也就是说，全国只有1980人比我年轻。加上我出生的这一天，共是2090人。这两千人，可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里较为富裕的人群中最富裕的。那么，我也就是最富裕的人群中的一个了。

这样说，还是谦虚，不客气地说，我当年可说是中国最富裕的人。你想嘛，富裕（收入）还与你的消耗（支出）有关。当时城市每月生活费在15元左右，而我在老山里教书，每月的生活费不过5元（蔬菜根本就无处可买，全靠校园地里的出产）。等于我又比别人多了10元的收入。这样，在那两千人里，我就要拔头筹了。说我是当时中国同年龄段里最富裕的人也不为过。

这样美好的感觉延续了多少年呢？16年！此后大学停止招生，要有新的大学毕业生，在12年之后。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一届是1977年入学，1982年毕业。也就是说，我这样的资历延续了16年之久——12年加上他们上学的4年。

就是由这样精确地计算和由此产生的自豪感，我愉快地度过了我人生中最艰窘的一个时期（我在吕梁山里呆了15年）。你们会奇怪，我为什么用农历说事呢，道理很简单，若按公历算，我的出生是1947年1月，就没资格在1953年上学了。

我这样说了一通，把朋友两口子听得眼睛都直了。想他们那小心眼一定在想，世上竟这样自高自大又自得其乐的人。

我笑而不语，末了澹然言道：你能说数学与人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