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教育幸福

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幸福指数”。经济在快速增长，幸福也跟着在增长吗？

长期以来，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关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从古到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我想：做为一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大之幸福莫过于桃李满天下，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素质高，能力强的顶尖人才。

教师的幸福也称教育幸福。

教师的幸福有其自身的特点：精神性、关系性、集体性、无限性。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与“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德性生活之乐相并列，而称之谓“三乐”，明显含有对教育劳动的精神审美意蕴。教师只有摆脱了职业感的束缚，不把教当成谋生的手段，而是出乎自己的需要，像孟子那样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乐，那么他才能在教的活动中自由地、有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达到‘孔颜乐处’的境界。”

（一）教师的幸福能力及其培养实际上就是教师幸福的实现问题。

幸福不是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自然性、即时性的快感。幸福是人之为人意义实现所给予主体的精神性愉悦。

幸福能力需要培养另外一个理由是大量幸福病态的存在。

日本社会学家千右保曾经在一些国家作对比调查，问题为：如果有足够的钱供你一生享乐而无须工作，那么你是去享乐还是去工作？1987年千右保说“根据大约二十年以前的调查，基本上没有人回答靠玩过日子。美国的比率为2—3％，日本竟不到1％。然而近年来，‘玩派’骤然增多”。“根据1983年世界青年意识调查对11个国家提问的结果，‘玩派’比率最高的是瑞士，占39.8％；日本为19.8％，美国为21.8％”。“到了1987年，日本的玩派占到26.9%，四年时间增加了7.1个百分点”。至于中国，千右保写道：“令人难以掩饰惊讶的是中国的数字。玩派着着实实接近半数，占49.8％，创世界最高记录”。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幸福等同于俗福。俗人很难体会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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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福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精神品位和德性。但是创造幸福的能力却不仅取决于精神品位和德性，它还要求创造或实现幸福的其他条件，幸福能力就是主体实现目的和自由所需的主观条件。

首先，教师应当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包括本体性知识、背景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三类。本体性知识是指教师所教科目的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性知识实际上是教师应有的综合性的文化涵养。条件性知识是指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包括对教学过程规律性的认识，对教育对象的了解等等。教师的知识不仅是“心理学化”了的学科知识，而且必须是“文化化”、“生活化”的知识。没有对学生及其学习机制的切实了解，没有民族和世界文化的整体支撑，不能将学术语言生活化，一个教师即便能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他也是一个枯燥乏味、没有成效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学生听其课味同嚼蜡，躲其课不以为害，评其课嗤之以鼻”。失败的教师当然是不能收获教育幸福的。

其次，教师必须具有高超的教育能力。这里的教育能力是教育劳动的实践能力。韩进之教授认为包括教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教育观察能力，注意分配能力，思维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创造性、教育想象能力和教育机智。林崇德教授概括为“教师的自我监控能力”，包括对教育活动的计划安排，对这一活动的监察、评价、反馈，以及对教育过程的调节和校正能力。林崇德教授还认为，“优秀教师=教育过程+反思”。我们知道，教育活动的特点是一种心心相印的主体际性的交流活动。教育过程中充满变数。因此教育不仅是一个严谨的知识授受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灵活性、创造性的艺术过程。没有包括自我监控能力在内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师就不会收获教育的成功，更不会体验教育幸福。

最后，教师还应当具有审美的素养。幸福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对主体自由的审美能力。幸福感就是一种生活的美感。因此缺乏美感的人也一定缺乏幸福感。要收获教育幸福，教师既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创造性的教育能力，还应当具有对教育活动过程以及教、学双方的审美能力。这一审美能力既是乐教、乐学的中介环节，也是激发进一步创造性的重要因素。教师应当自觉掌握教育的审美评价尺度，学会以审美的心态看教育、看学生、看自己。审美是发现幸福、创造幸福的重要法宝。这一点，正是作者本人近年来不断呼吁建立教育活动第三标准的重要原因。

幸福需要靠似乎与幸福无关的能力去获得，这是一个悖论。但是这正是幸福和幸福能力的辩证法。教师的幸福实现与否取决于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真正大写和全面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