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孩子谈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起以往，现在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暴露在性暗示下，情况较以往复杂得多，因此和孩子谈性比以往更为重要。而如何与孩子谈性，牵涉的不只是我们的尴尬、避而不谈的问题；也不只是孩子的反抗或一味禁止所产生的问题，父母的不采取行动或者做法不当，所塑造出来的孩子对性的态度、道德感、行为，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美国人琳达艾尔和理查艾尔在他们的《如何与孩子谈性》一书中提到，许多美国人在孩子8岁时，父母要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认真地谈一次性。从孩子们事后的反映看，当他们清楚地知道性意味着什么时，都有一点震惊；同时，他们也感激父母们让自己知道了生命中最大的秘密婴儿是如何在妈妈肚子里诞生的。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父母们，大概很少有人在自己的孩子8岁时和他认真地谈性。

我也想到了自己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性困惑。8岁时，我的父母没有和我谈过性，我周围的孩子们的父母们也不和他们谈性。大家只是在朦胧中感到男女最隐秘区域的区别，和对这种区别的好奇；再有，大家认为有了妈妈就能生孩子了，为什么还得要有爸爸，不明白爸爸对生孩子的意义。但是，中国的父母们很能沉住气，没有人告诉自己的孩子，婴儿是如何在妈妈肚子里诞生的？

我的青春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几乎不公开谈性的年代，男女生之间还分界限，互相很少交往，谁要是和女生交往多了，还常常是别的同学取笑的对象。那时，常常有一些公判大会，对一些强奸犯公开宣判，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只是隐约感到强奸和性有关系，这很容易地让我们把性和有罪联系在一起。我工作以后，是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厂里常有一些职工犯生活错误，我终于清楚地知道了，生活错误就是男女之间在性上有问题，这加强了我对性的犯罪意识。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让那个年代过来的年轻人，常常对性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罪恶感。

我的青少年时期很少能看到有关性描写的公开读物，记得我最早看到的和性有关的小说是柳青的《创业史》，那里有一段公公强暴儿媳的描写；再有，就是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俊友》（也译作《漂亮的朋友》），那里面的男女之间的性描写，曾在很多年轻的中学生之间传看过。当然，还有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原版的《三言二拍》，其中《醒世恒言》的性描写相当露骨，该书还让那个年代的中学生知道了同性恋。当然，除了柳青的《创业史》外，其他许多中外小说在当时是受到批判的黄色读物，已经不能公开出版了，只是在一些中学生手里秘密传看。还有一些手抄本，如《少女的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北京一些机关的礼堂常常放映一些内部电影，当时内部放映的一部最有名的黄色影片是《处女的脚》，我曾在北京化工礼堂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的写实描写，让那个年代的很多中学生彻底知道了什么是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当老师，我们班上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有一天，我管的班正上自习课，我到教室一看，班里空了一大半座位。我问：同学们哪去了？班长告诉我，很多同学到学校旁边的一个种马场看种马交配去了。我气急败坏地跑到种马场一看，学校里有上百个学生在看种马交配，其中有近一半的女生，我和其他几位老师把同学们轰回了教室。事后，我们几位老师私下讨论，孩子们正值青春期，可能缺少适当的性教育。我们商量，该给学生们讲讲生理卫生课了，但是，商量来，商量去，讲课的事最终不了了之。我找朋友借了一本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父母必读》，但最终也没敢拿给同学们看。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性教育上还心有余悸，我怕被扣上性教唆的帽子。10多年之后，当时的一位学生告诉我，那次在种马场，很多同学彻底知道了什么是性！

我在自己的儿子8岁的时候，也没有给他讲性。我总觉得孩子还小，怕他太早知道性不好。好在孩子当时只是觉得我这个爸爸多余，没有我，妈妈也可以生下他。儿子11岁时，班里的一些女生开始来月经，儿子总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他妈妈讨论的结果是，那是女孩子的事，他可以晚一些知道，讲性的事就这么拖着。儿子13岁进入青春期，我们给他看了一部《宝宝是如何出生的》的光盘，但是，由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是用动画的形式描述的，孩子并没有看得很明白，提出了一些困惑和问题，我推说让妈妈告诉他，他妈妈张不开口，性的事又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