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上午好！

经常看《百家讲坛》的老师可能知道，于丹教授在她的《＜论语＞心得》里有这么一段话：“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识。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导致思维改变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比如一个观点、一个理念，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那么什么样的数学学习才能导致学生行为和价值体系的变化呢？我认为，数学不仅仅是一种符号运算，更是一种文化，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和数学密不可分。《新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数学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数学课堂教学就应该提升文化的影响力和精神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行为其实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特有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我们觉察不到的。比如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的毛病；社会上造假成风，侵害知识产权的事时有发生；我们的许多老师参加过自学考试，请想一想，我们在考试前是不是自然地找过关系？做什么呢？在考试时能抄一点已是公开的秘密，我们抄得心安理得，并且以谁能抄为荣。我们教育学生考试要诚实，为什么我们自己却能做到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呢？在教育方面，我们提得最多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乏的是创新。以上现象表面上看似道德等方面的原因，可归根到底是文化在起作用。余秋雨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对以上三种现象的根源进行了诠释。他说中国文化存在三个不在乎：

第一， 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他说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他认为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应该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他认为：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第二， 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余秋雨说，中国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啄、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他举了一个例子，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制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所记金陵一次所造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制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都未被实证。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不良影响。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