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

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邢：“文革”开始以后呢？

杨：“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

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上世纪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做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做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做十几岁刚入伍的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

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一年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邢：您还能回忆起对您和张广厚大力宣传的情况吗？

杨：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呢？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5位是搞纯粹数学的，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的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但是很快，就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简报也就搁置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那么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

邢：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中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杨乐夫人)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确实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

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年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的院士)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身份，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但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还有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

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或1978年1月，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政治局委员、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邢：“文革”前，数学所的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上世纪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邢：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邢：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

邢：你们写论文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上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复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上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达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